广西地处祖国边陲，素称闭塞落后之地。但在清末的维新变法活动中，广西的知识界并不落伍：众多心怀亡国之忧的开明广西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组织，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活动，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康有为第一次到桂讲学时的广西知识分子
康有为第一次到桂讲学，宣传维新变法，是缘于一位广西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龙泽厚的邀请。龙泽厚，字积之，广西临桂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28岁时以光绪戊子科优贡、朝考一等的身份分发为四川补用知县，后调任广东翁源县知县。他目睹清廷腐败，投降卖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为愤慨。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回桂途中经过广州时，因仰慕康有为的学识与为人而登门拜访，聆听康氏维新救国的道理，甚为康有为的爱国言论感动，遂拜只比自己大2岁的康有为为师，毅然辞官入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学习。龙泽厚在学习期间，“与其师言，桂林山水优秀，人文荟萃，风俗朴质。吾师若肯莅桂一行，必将竭诚以待”［1］，康有为欣然应允。
到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讲学遭到顽固势力的非议和攻击，说其离经叛道，他的《新学伪经考》也遭毁版，已难在广州安生，便想到了龙泽厚的邀请，决定到桂林讲学，一来可暂避广州的压制，二来可在桂林宣传其变法维新思想，培育广西的维新力量。此外，还可凭吊、缅怀叔祖康国器过去出任广西布政使的政绩，饱赏桂林秀美的山水风光。经联系后，康有为便在两位门人的陪同下，由水路逆流而上经梧州、昭平、平乐、阳朔前往桂林，于是年12月到达。
康有为抵桂后，第二日一早即前往谒见了广西各政要，之后，即往拜访广西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桂林四大书院的山长。当时，设在省城桂林的有秀峰、宣城、榕湖、桂山四大书院，分别由曹驯、石成峰、龙朝言和周璜四位任山长。他们都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在桂林以至广西颇具声望，堪称广西知识界的泰斗，故康有为分别前往拜访。四位山长对康有为的态度各有不同。曹驯拒不见面。对此，康有为笑而置之。曹驯是龙泽厚的岳丈，竟以此态度对待他请来的客人、老师，使龙泽厚深感不安，于是就对岳丈婉言以劝。曹驯非但不听，还声色俱厉地发了一通议论，指责康有为：名为尊孔，实为蔑孔。孔子向称素王，而康则自号长素，难道康之学问比孔子高明不成？可见其非圣无法，离经叛道，必将为害无穷。龙泽厚苦劝不成，知难与言，垂泪辞去。宣城书院山长石成峰虽然接见了康有为，但态度勉强，话不投机，稍坐即别。榕湖书院山长龙朝言是龙泽厚的父亲，和康有为虽有交往，但态度显得冷漠，不愿与康有为亲近。只有桂山书院的周璜，与康有为晤谈颇相得。以后，周璜与康有为不但时有交往，而且经常以诗词唱和，议论国家天下事，交流思想。康有为将周璜视为一位可与其“剧谈天下事”、“允为襟袍相知”［1］的朋友。由四位山长与康有为的交往，可见当时广西上层知识分子中，接受康有为的还是不多的，当时广西社会风气守旧之一斑。
据史料记载，康有为的第一次到桂林讲学，提倡今文经学，讲解春秋公羊传，宣传孔子托古改制，企图以学术励士气，图改革，挽颓势。还撰写了《桂学答问》一书，用以指导阅读中西书籍的门径。前来拜康有为为师、听其讲学的都是些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有龙泽厚、龙朝翊、龙朝辅、况仕任、龙应中、赵元杰、薛立之、薛佑之、黎尚元、王会中、汤铭山等20余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一定官职，而且都有较好的旧学根底，但又都向往新学，慕康有为之名而来执经问难的。康有为的讲学使这些向往新学的广西知识分子深受启迪，耳目一新。
自1894年底到桂林后，康有为在桂游历讲学80余日，因为他还要赶回广州会合梁启超赴北京会试，他在桂林的第一次讲学就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2月告一段落。
“公车上书”时的广西举人
康有为在桂林讲学之际，正是国家危难空前严重之时。日本侵略军已分海陆两路进入我国东北，清军节节败退，大片领土陷敌。1895年2月北洋海军覆没。清政府在日本人的要挟之下，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谈判求和。4月15日，李鸿章割地、赔款的电讯传到北京。此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闻知后，立即命梁启超鼓动各省士绅上折拒和。集中北京会试的公车——举人（汉代时赶考的举人是有权乘坐公家马车的，“公车”遂成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首先起来响应。各省举子先是自行联名，上书都察院，呈请代奏。广西在京参与会试的举人，继广东、湖南、福建、四川、江西、贵州之后，也联名上书，反对议和、割地、赔款。康有为“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会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2］。历史称这一众多举人上书的事件为“公车上书”。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忧时的政治大请愿。当会试的举人们酝酿上书的消息传出以后，兵部尚书孙毓汶忌之，遂指使心腹“寅夜遍投各会馆，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2］。时北京街头“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2］。后来，孙毓汶等“主和之臣”与太监李莲英内外勾结，请西太后强迫光绪帝在和约上盖用“御宝”。举人们听说皇上已在和约上盖了章，痛感大势已去，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的主张继续力争，以图万一；有的以为大局已定，无为画蛇添足；有的则悲观失望，消极不干了。最后，请求在上书中除名或取回知单者达数百人。现在我们看到的“公车上书题名”只有16省的举人603人。说明确有半数以上签名的举人最后请求除名了。这603人中，按省籍来看，最多的是广西举人，共有99名，其次是贵州，共95人。这种现象，不免令人感到意外：广西、贵州素称文化落后之区，就科举而言，“广西、云南、贵州，则土风僻陋，且有童试、乡试亦复寥寥”［2］。广西童试、乡试既然为数不多，则入京参加会试者自亦更少。但竟然在目前所见的“公车上书题名”中占最多数，说明当时不参加签名，或已经签名而又请求除名的广西举人只占少数。这反映了广西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危急的关键时刻，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变法自强，是坚决和迫切的。
在列名的99名广西举人中，大部分是19世纪90年代的新举人，共占66人，而80年代中举的29人，70年代中举的仅4人，具体情况如下：1873年（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人，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科）1人，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科）1人，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科）1人，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科）4人，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科）7人，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科）7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1人，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科）11人，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17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科）38人。由上列数字可知，甲午年中式的新举人占题名人数的三分之一有余。这些人踊跃参与题名并占多数是很自然的。一般说来，他们年纪较轻，属于新进分子，尚未跻身于“官”的行列，所以受官场旧习的熏染也较少。他们既有一定的老学根底，期望在科场中有所成就；但多少接受了一些新知识，对日益不断恶化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比较敏感，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要求相对地强烈一些。应该说，在“公车上书”的政治大请愿中，广西知识界的代表——入京参加会试的年轻的广西举人，他们的表现是好的，他们积极和无所畏惧地投身到群众性爱国运动的行列，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强学会”中的两位广西知识分子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事件失败后，他认识到目前虽然内忧外患，但变法条件还未成熟，维新力量仍很薄弱，便拟广交维新人士，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此后，他在北京广泛联络维新人士，筹组改良主义政治团体。1895年9月，在他的奔走推动下，在北京成立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北京“强学会”。学会每10天集会1次，发表演说，其宗旨是“讲中国自强之学”，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康有为起草《强学会叙》及学会章程，指出当时中国形势是“寝于火薪之上”，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
“强学会”的成员构成复杂，有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也有帝党分子文廷式、陈炽等人，还有政治投机商袁世凯等人。广西籍人士王鹏运是其中重要成员。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又号鹜翁、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中举，1874年为内阁中书，升内阁侍读。1893（清光绪十九年)，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后为礼科掌印给事中，弹劾谏诤有直声。康有为游桂讲学时即知其声誉，十分仰慕，入京会试时即专程往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过从密切。康有为在受知于光绪帝之前，仅授工部主事（并未到职），是一个无权直接上疏皇帝的小官，他对朝政的意见，只能转辗假借有权上疏言事之朝臣。王鹏运身为言官，又鲠直敢言，与康有为的政治主张相同，因此成为康有为信任的代递奏章之人。康有为的许多奏章，都是交王鹏运代递的。康有为奔走联络，着手成立“强学会”时，“恐言路或中之，援鹏运以为重”［3］——担心言路受阻而邀王鹏运入会。因此王鹏运可算是“强学会”的一位重要成员。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去上海组织成立“强学会”，以形成南北呼应以扩大变法维新势力。此时在上海的广西人士龙泽厚成了康有为的助手、亲信，是上海强学会的16位发起人之一［4］。当时康有为为从事变法维新要调动各方政治力量，所以得以列入强学会发起人名单者相当复杂，其中多为上层人物，而“是康有为之亲信，亦仅龙泽厚一人而已”［4］，康有为把龙泽厚作为亲信安排在上海强学会发起人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其对龙泽厚的信任和倚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保守势力的恶意攻击，北京、上海“强学会”均于成立不久后即被查封。
康有为第二次到桂讲学时的广西知识分子
变法维新活动屡遭挫折，康有为不得不回到广州，继续讲学。后来康有为给龙泽厚写信，认为广西有继续开展维新运动的基础，表示希望重游广西。龙泽厚又为其第二次来桂讲学作了妥善安排。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2月，康有为再次来到桂林。这次到桂，与第一次到桂时的境况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全国的形势在变，桂林的风气也已渐开；另一方面，康有为这时不仅有了进士的身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领导了“公车上书”，在京、沪等地组织学会，倡导变法维新，声名远播。因此，康有为这次重游广西，受到了广西知识界的普遍欢迎。只有那位秀峰书院的老山长曹驯，对康有为依旧采取反对态度。他对一切与康有为有关的集会拒不参加，举凡宣传变法维新的书报拒不阅读，对康有为的拜访拒不接待。他以顽固的“三不主义”对抗任何变革和新鲜事物。
但是，在广西知识界，像曹驯这样的人及其态度，还是少见的。即使许多官绅阶层如岑春煊、唐景崧，对康有为的维新活动，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并且，当时广西的当权者如巡抚史念祖、布政使游智开、按察使蔡希邠等对康有为都极为推崇，并且从财力、物力上支持康有为的变法宣传与组织活动。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广西圣学会成立时，史念祖、游智开曾分别拨款、捐款以助之。
广西知识界的地方士绅对康有为的不同态度，说明当时桂林，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势力不容忽视，但识时务、忧国难、同情维新者已大有人在。
这次，在广西知识界的支持下，康有为居留桂林达5个月，为维新变法办了几件大事。其一，开办圣学会。康有为从创办强学会等学会的经验中，充分认识到创办学会对团结维新力量，宣传维新思想的巨大作用，所以决定先创立圣学会。得到了广西官绅、学子的热心支持与参与。1897年4月8日，桂林第一个维新派组织——“圣学会”成立。这是京沪强学会被查封的情况下，在中国南方出现的一个维新团体，倍受维新派重视。《新知报》论圣学会“可为中国第一美举”［2］，梁启超则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文中，把桂林圣学会与强学会同誉为中国“新学的源泉”［2］。其二，创刊《广仁报》。广西地处偏僻，向来风气未开，见闻闭塞。经康有为倡议，各方捐助（唐景崧、岑春煊捐助最多），4月17日，《广仁报》创刊发行。报纸除宣传变法维新、爱国保种思想外，还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令人耳目一新。康氏弟子、广西人士况仕任、龙应中、龙朝辅等担任编辑、出版及发行事务。康有为离桂以后，《广仁报》仍由龙泽厚、龙朝辅等主持出版。其三，开办广仁学堂，讲求新学。康有为二次来桂，聚徒讲学仍是他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次来听讲的广西知识青年除旧有弟子外，另招新生40名。
康有为游桂讲学，影响是巨大的。他的门人龙应中曾说：“先生之学，精深博大。来桂讲学，影响颇多，人知爱国御敌，兴学堂，重体育，设会讲学，文武兼重，风气之变速且巨。”［2］通过变法维新思潮的洗礼，广西知识分子迈着不同速度的步伐，随着变法维新的潮流前进，把新的思想观念带到各府州县去。康门弟子中，马平的王浚中，灵川的黎尚元，榴江人何化龙，桂平的程式榖、北流的陈柱，苍梧的陈太龙、容县的陈祖虞，阳朔的赵元杰等，皆各回原籍，各本所学，承其师说，宣传崇尚实学，提倡变法维新。转到省外工作的圣学会成员如汪凤翔、况仕任、龙应中在广东，赵治天、龙泽厚在上海，也都“本其师承，相机传布”［2］。
“保国会”中的广西知识分子
1898年4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变法维新的重要团休“保国会”，宣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5］，并决定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工作人员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等项，已略具政党规模。当时签名者共有来自直隶、广东、四川等省的186人，其中广西旅京者共10人，他们是临桂的龙焕纶、王瑞芝、刘永年、况仕任、龙应中、汪鸾翔，桂平的程式榖、李树滋，博白的宾宗椿，阳朔的邬绳绪。这当中，况仕任、龙应中、汪鸾翔、程式榖是康有为桂林讲学时的弟子。以保国救亡为宗旨的“保国会”得到了众多爱国人士的赞同和参加，然而它却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和攻击，成立不久即不得不停止集会。
由以上介绍可知，清末广西知识分子参加维新变法的组织及活动是十分积极的。
［参考文献］
［1］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M］.1982.46，88.
［2］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二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391，392，392，393，406，406，390，408.
［3］谭志峰.王鹏运及其词［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53.
［4］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713，720.
［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2.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