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客商还是广西城镇以下各类农林土特产收购行业中的主要创立者和经营者：
7、茶丝收购行
(1)天蚕丝收购行：广西蚕丝产区主要集中在桂东、桂东南和桂北地区。首先是由粤商在光绪年间分别在桂林和玉林创设天蚕丝收购行。光绪年间，玉林“樟林枫木有蚕”，剥蚕抽丝，经醋浸加工，丝可长达一丈或八尺，其成品主要即由“粤东客争售”。［1］在桂林，当地人民原来一向不知天蚕可制丝，光绪末年，广东客商来到桂林开设店铺，每天清晨携带竹竿，到处采取蚕虫，回店抽取蚕丝，一年可分三造，计头造天蚕100条，可得蚕丝一两，二造天蚕约80条，可得丝一两，三造70条，可得丝一两，丝品出后，运销广州，无本而获巨利。广东客商天蚕丝收购业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广西蚕业发展。到30年代“广西东北部兴安、全县、融县之樟或柳林中，盛产天蚕丝，每年例有粤商至桂林收买”。［2］1922年～1928年，在粤商的影响下，广西的蚕丝主要产区在苍梧、藤县、平南一带形成，“当时粤之顺德，即南海人，前来三县各产蚕市场，开设庄口，收买蚕茧者，异常踊跃”。［3］
(2)茶叶收购行：在盛产白毛茶的横县，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横州城收购茶叶的都是粤东会馆的人。［4］容县盛产“珠茶”，光绪年间，“春来山人摘其茶，鬲入市”，由“东商复拣研之，培炒成珠，转运出洋，业此者数家”。［5］只是在桂北地区，才出现粤商势力不明显的情况，因为茶叶颇多走往湘赣，专项购运茶品的商人主要由湘鄂赣商帮构成。如在桂林两江茶垌区，盛产六垌茶，“全区毛茶历来全赖湘赣鄂商运销，光绪年间最盛，其销路”盛时，除湘南一带以外运至赣省吉安鄂省汉口”。［6］
8、药材行
近代广西药材行也主要由粤商经营。在南部沿海口岸北海市，自1887年开埠以后，中药进出口占商业中第四位。1925年～1937年以前，云贵药材由北海集散，转销各地。而北海的中药材行，批发商都是省港客商，他们经济后盾强，能量大，至抗战开始以后，这一行业也大多掌握在广州、高州籍人手中。［7］而在玉林城区：国药批发商店，全是粤商开设经营。其中重要的业务即输出南药，南药(指广西、贵州药材)从南宁购来者居多，集散于玉林，然后经粤商转输出各地，1936年，输出药材241万斤，价值多达458万元(桂钞)。［8］在宜山县城：药材五倍子多由粤商购销。［9］在桂西：田阳的“八角……生殖繁盛，粤东商贩运之。八角油分市泰西诸国，其资颇昂”。［10］在桂北地区：尤其是圩镇这一层次的聚落点上，粤商势力进入边际状况，药材收购商常常是湘赣商人，如民国时期，“百果之乡”海洋圩，经营百果收购的商人，半数以上来自兴安、全州、湖南、江西，其中又以湖南、江西人为多，但这并不能从全局上改变广西这一行业粤商主营的格局。因为，湘赣商人只能在百果的次要商路即北进湘赣方面能将生意包揽到底，而在其南下广州的主要商路上，他们也只能包揽到平乐，再以下能够形成主要利润的路段上，就只得让给控制商业命脉的粤商去经营。［11］
9、桐油收购行
广西桐油产区分两片：一是桂东北、桂中、桂西北片，以梧州为总汇。第二是南部沿海片，集中在廉州、灵山、桥圩，以北海为总汇，而桐油销往粤港的主向决定了该业主要由粤商经营。如龙胜县“广东人主要是经营桐油发财致富的”；［12］三江虽然湘商也参与桐油的生意，但是经营收购该项产品的大商人仍然多为粤商。［13］
10、家禽牲畜及副产品收购行
广西各区，特别是由桂东南区城镇生鸡鸭猪牛及副产品毛角皮毛之类，收购行业堪称发达，粤商同样为该业经营的主要商帮。还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横县横州城关，［14］粤商即已建立了生猪收购行，大量运销生猪。贵县石卡镇在清代已形成著名的牛市，广东高州商人多到石卡购运牛只，人数之众，至今人们仍把石卡人称为“高州仔”。［15］入民国以后，随着粤港市场对广西该类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该行业规模不断发展，而这一发展也主要是由广东商人扩大经营而得以实现的。在梧州，由于出口的生鸡生鸭“泰半运销港梧诸地”，所以由香港经纪行商(时称“栏”)支付经费，于20世纪20年代后在梧州设立牧品行之大牧堂，专为桂平江口、平南、大安、藤县、梧州等埠以粤商为主的鸡行商人服务，“举凡七十年行商贩运鸡鸭至梧州，必先至大牧堂着人依次指导过关，及代为定租港梧轮船舱位，使其要为安置转载，不致紊乱纷争，凡此皆大牧堂之任务”。［１6］由此埠再往西溯，桂平至贵县猪庄，尽悉粤商开办经营。据当事人梁源先生回忆，40年代中期在贵县收购生猪的全部是驻桂广州猪庄(即穗庄)，穗庄商号有公兴、华兴、合和兴、永兴、永泰等多家。梁源是1947年在贵县开猪庄的，直至解放后1950年，据他估计，从贵县收购猪平均每天三四百只，多时上千只，每月成万只，每年十几万只，牛每月一二百头，每年3000头～5000头。［17］到40年代贵县猪庄通常有18家，最大的五六家，多为广州猪栏，粤商梁源一人即设有裕兴祥、裕生、华安、大兴、永泰祥，资本靠入单、靠汇。1946年以后，贵县猪庄十余家，经营者20人～30人，“类由广州、梧州来”。［18］在平南县武林镇：据粤商后裔卢中平等追溯，晚清民国时期，总揽南河各乡村牛群运销省港澳的“盛世堂牛埠，即为粤商开设”。在桂西的百色：民国时期共有两间牛皮收购部，均为香港商人派人开设，专事收购百色各县牛皮，运香港销售。［19］
11、纸庄
广西纸料收购行主要集中在都安、马山、隆安(民国时马山县分为那马、隆山县)，在相当长时间内，三县该业可说为粤商独占。光绪年间，沙纸收购行首先是由粤商到这三县开设的。1921年以前，三县城圩均有粤港纸庄七八家，1924年以前，都安八九家纸庄，恩隆至隆安丁当圩两家纸庄，隆山县七家纸庄，那马七八家纸庄，均全为广庄。后来，两粤军兴，粤商收手，本地人仿而设庄，但是粤商所遗庄口，始终仍然是三县该行业的主干，掌握着当地沙纸贸易的最大宗。［20］如1937年，都安粤商纸庄虽然只有大有祥、广安泰、赖万茂3家，比本地纸庄还少3家，但年营业额却占总产量14580提的58%。在那马，粤商纸庄7家，比本地人纸庄还少4家，但年营业额却占当地沙纸总产量1024提的89%。［21］
12、鱼苗收购行
最典型的苍梧县戎圩镇长洲鱼苗行和鱼苗收购行，可以说全部掌握在粤商或者作坊主手中。1857年～1849年，长洲鱼苗装捞小业主，从20多户发展到123户，他们是从南海、顺德等地陆续迁上长洲定居的，最早的约有10代。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建立了维护本行业利益的行会组织。长洲的鱼苗收购行也全部由广东鱼苗商组成。1921年～1937年间，长洲鱼苗贸易颇旺，每年渔汛期，广东鱼苗商号在长洲购运鱼苗，80%往广东运销，其余往省内和湖南运销。他们中有雄厚的资金，控制水运和广东鱼苗市场，拥有七八艘汽轮和二三十艘木船，该二行业即是互相直接关联的行业，其人员又实为同乡关系，关系十分密切。据亲历者潘水德陈述：“长洲富裕的装捞户约有二十户，与广东鱼苗商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他们每户和三个以上的鱼苗商有联系，他们出面兼营鱼苗经纪，或与广商合资经营。此外大多数的中等装捞户，每逢资金缺乏，于今冬明春之际，到南海等县的鱼苗商(关系户)取定金，约得该户常年鱼产值十分之二的贷款，该户就在当年渔汛期还贷(以鱼苗或现款还)，不收利息。……广东鱼苗商又兼营渔具商店，向长洲装捞业推销各种渔具，……广东鱼苗商控制长洲装捞业”。［22］
13、矿产收购行
如贺县八步，“纯锡之运销，向为八步粤商所垄断。缘各收砂厂或矿业公司，皆因资本无多，未及出货，即须向粤商预领贷款，订期交货，故粤商的乘机操纵”。［23］
14、果菜收购行
在南宁，民国年间近郊白沙村是有名的产果园地，最驰名的有枇杷、黄皮、沙梨、蜜柚、甘蔗，每年成熟季节，广东果商前来收购，运销港穗。［24］南宁的正菜(即大头菜)也多由粤商包揽销售。［25］在三江县，特产金橘，由“粤商倍价争购”。［26］
15、麻布收购行
桂林六塘的麻布收购行业，商帮甚众，但是此地粤商势力已很微弱，计有长安、柳州、庆远、芦圩、平乐、阳朔六帮，商帮显然以广西帮为主。［27］但就其麻布商路主要运销省内农村，而不走粤港，这当然决定了收购商帮以桂帮为主，而不以粤帮为主。还有许多细分的收购行，这里不再一一罗列，但是根据以上的证例，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广西的大部分城镇各类收购行业主要是由粤商开设和经营的。
16、综合类土产收购行
除了上述专项收购行以外，广西各城镇还普遍设有综合经营的土产收购行业，有时称为山货行或者土产行。它也主要由粤商开设经营。在梧州：又称为土产采办业。梧州采办业是专代下河如肇庆、佛山、广州江门等地采办广西土特产，该业全为粤商包揽。由于靠近广东，业务由广东各路直接分流，所以粤商又可细分为各个帮口，有广州帮、江门帮、肇庆帮、鹤山帮。各帮按自己的销路情况向市面购进，该行业与粤帮操纵的经纪行关系特别密切［28］。在百色：山货土产收购行多为粤商经营。清末民初，百色该业最大的商人之一即粤商黎弼臣，光绪年间，他开始经营八角、云耳等土产山货，设立三益行、年记等商号，牟利数万，成为百色镇新崛起的富商。由于他的收购业在百色举足轻重，1920年商会成立时，他被推为第一任会长，有“商界绅士”之称。［29］在桂西北的融安县：清代咸丰年间，粤人黄和胜从百寿迁到雅瑶村开店经商，卖杂货，收土产，生意渐旺，竟使当地逐渐形成小圩，故当地民歌曰：“先赶黄和胜，后赶瓦窑圩”。［30］融安县该业也多由粤商经营，在板栏墟，商人收购茶油、桐油、香信、竹木土产等，“以广东最多”。该圩盛产茶油、木材，有“油海”之称，在大坡、龙妙等圩，情形亦同。［31］在桂北区的桂林市：山货业有100多年的历史。据1948年《桂林年鉴》统计，山货同业工会会员72人，可惜未记载籍贯，但是可以推断，粤商在其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40年代的桂林商人诸新俸，当时就是与广东客商合股开设谦和、泰山货行的。由于广州客商的能量与诸新俸熟悉罗汉果加工等乡土优势的结合，谦和行发展很快，该行大量收购香菇、罗汉果及其他药材，运广州出口外销，在广州、上海设有分庄。由于他信誉卓著，桂林有很多经营百货布匹，往广州购物者都愿与之兑换银毫，15天～20天后到广州该行的庄口，换取港币，采购货物，此例至少说明广州客商在桂林山货业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能量。［32］
拙文所枚举，就地理点而言已多达39个城镇墟市点，分布于广西的桂东、桂东南、桂西、桂东北，几乎所有地区，覆盖占广西大部分面积；就行业内的细种而言，多达18种，包括了广西所有外销大宗产品的收购行业。除了有个别地区有少数行种、收购业是由湘桂等帮执掌牛耳外，其他大部分广西地区和城镇大多数的收购业，以行种看，都是由粤港客商创建和经营的，完全可以说，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收购行业的发育，主要就是由粤港客商在自身的经营活动中实现和完成的。
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收购行业的营运，与粤商营造的出口行业相互配置，组成了崭新的城镇商品输出类行业序列，带动了明清时期既已出现的广西收购行业，发生以下重大的进化：它使广西收购行不断随着商品货源点在广西各地的开辟扩大，将其分布网络不断蔓延扩张，推入到最基层的圩镇，特别是推向素有“土特产仓库”之称的桂西地区。在类型上，从明清时期国内市场导向型或者省际内销型，向着国际市场导向型或者国际出口型转化。例如：明清时期，广西桐油行是以广东市场为导向的，桐油主要销往广东，用于“油饰木顺、用具、油布、雨伞、船艇”。但是，晚清以后，广西桐油行则转变为国际市场为导向。1937年，广西桐油70%销往美国，余则至香港、英国、法国、德国等，它满足的是国际市场的需要，即“自世界大战以来……因桐油除具速干不透水及防腐之化学特性外更有不传电流之作用，故近年电机电线海底线及一切电器之制造多用桐油……至如飞机、气球气管。汽车之轮制部分，肥皂、胶布、雨衣等制造，其赖于桐油者亦有多”。［33］上述诸端变化，使广西城镇收购行业的发育，开始逐渐摆脱古典的形态，迈上了城镇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梯。
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明清民国时期，粤商也有一些经济活动是不利于甚至危害于广西城镇经济收购行业的健康发育的。最典型的是粤商十分热衷并作为主要商帮开设和经营的滇黔鸦片收购行(又称烟土行或特货行)，而该行业在当时竟成为广西许多城镇的最大行业之一。［34］粤商经营开设的烟土行，所致的后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使鸦片走私猖獗，烟毒成灾。当然，这不能全部归罪于粤商，从根本上看，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必然导致的恶果，我们也不能因为此点，全盘否定了粤商对广西城镇收购行业建树所值得称道的主流。(作者系广西党刊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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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参见拙作《近代滇黔鸦片与广西烟土商路》［J］．学术论坛，1992．(5)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