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李任仁先生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大快人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军民，伤亡人员达3500万人之多。经济上的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渡过。60年前的悲惨日子，至今记忆犹新。1937年，我刚读初中二年级，抗战爆发，东北、华北、上海、广州相继沦陷敌手，抗战后方的桂林，经常受到日寇飞机的侵袭。有时一日数次警报，令人寝食不安。空袭警报一响，全城居民像潮水一般，争先恐后往城外山地奔跑，一片混乱。日寇飞机用机枪在低空扫射，当时我方的防空设备差，高射炮又少，击中敌机机率小，日寇敌机更加疯狂。
在空袭中，轰炸区域内，死尸血肉横飞，房屋燃烧倒塌，惨不忍睹。我家幸好住在会仙乡下，除我和哥哥跟着父亲在桂林外，其余的家人都在乡间未受害。
父亲李任仁在抗战期间，出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协助政府筹划抗战工作。在李宗仁率军北上抗战后，广西党政军为团结抗战，公开成立了一个名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广西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广西学术界知名人士。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李宗仁委托先父李任仁及老同盟会会员陈劭先任常务委员，负责实际工作。后来，父亲又兼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的负责人之一。
1943年10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成立，先父被推选为会长。
在桂林沦陷前，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到设在旧藩署八桂厅内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内，会见从省外各地到广西的民主进步人士。同他们商谈抗战文化宣传工作等问题，每天都要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能回宿舍休息。当时常到研究会的有梁漱溟、胡愈之、千家驹、何香凝、夏衍、陈此生、万仲文等，以及过往桂林的地下党员和各界民主进步人士。他们会谈的内容，都是围绕抗战救国。广西建设研究会，不仅是广西党政军高级人员的组织，同时也是抗战进步民主人士活动的基地。
在抗战时期，桂林有个文化供应社(从事编辑出版)。胡愈之到桂林后，向李任仁、陈劭先二老提出建议，用民间的招股方式成立出版机构，为抗战宣传出版书籍和刊物。于是李任仁、陈劭先聘他为文化部副主任。社内的工作人员都是进步民主人士和地下的中共党员。
在抗日战争初期，使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遭受日寇飞机狂轰乱炸。这时，苏联及时派遣了大批空军到桂林协防，保卫桂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一次空战中，苏联空军巴布什金上校壮烈牺牲，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丽泽门外西山公园内。在这场空战后，父亲代表中苏文化协会，慰问了英勇的苏联空军将士，并分赠刻着“保障和平”的青田石大印章做纪念。同时接待来华访问的苏联远东影片公司经理，交流中苏文化，加强中苏友谊。
在蒋介石集团的为保全本身实力，不惜牺牲杂牌军的阴谋下，桂林无法防守。在桂林疏散前夕，李济深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的有：李任仁、陈邵先、陈此生、万仲文等人。会议内容：(一)研究当前抗日形势；(二)日本进攻的战况、重庆蒋集团的态度与军事部署；(三)欧洲战场，盟军取得辉煌成果以后，国内进步力量发展状况，广西民主势力对当前形势的对策。最后会议决定，李济深不去重庆，也不去香港，而是回梧州大坡山组织武装。桂系民主派和共产党人，及其它进步民主人士，沿漓江顺流而下。先到平乐、昭平，以便就近与李济深联系。在日寇侵入广西后，在桂东南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蒋抗日。对这个方案父亲非常赞同。
当桂林紧急疏散时，我随父亲先到蒙山，视形势发展情况，准备进一步到昭平。后因为白崇禧到蒙山视察阵地，遇上父亲，力劝父亲离开蒙山。身为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的负责人，只得改变计划转到百色。在离开蒙山时，赋诗一首给我，以示勉励，诗云：
避地来蒙尘未净，又携书剑赋西征。
此行暮晨奔波苦，自古真材苦练成。
离蒙山时所经沿途城镇，所见都是肩挑、背负、扶老、携幼的难民，纷纷往西撒。所到城镇，屋檐下，马路旁边，随地都是背井离乡的难民，惨不忍睹。当时父亲又赋诗一首，诗云：
肩挑背负上征程，扶老携幼满地横。
都是有家归不得，何人不动乱离情。
从上述诗句所述，日寇侵华所造成的滔天罪行之可憎，使人永世难忘!
我随父到百色后，桂省府也从宜山经东兰、凤山等地，转到桂西百色。父亲在百色，特意找到桂省府民政厅长、代省主席陈良佐商量，设法拨款给桂东，支援在那里办的《广西日报》，提供在那里的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人何香凝、陈劭先、梁漱溟、陈此生等搞宣传活动的经费，及补助他们一些生活费。
1944年冬，南宁二次沦陷，敌骑向果德推进。百色受到威胁，我们又被迫疏散到利周乡山区，一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下旬，由百色经南宁回桂林。桂林十舍九空，一片焦土，父亲心情沉重，赋诗一首。其中有二句是：
劫后归来无旧巢，满城秋色土新焦。
(作者：李海楼。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
摘自《广西文史》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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