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徐悲鸿与广西 

　　麦群忠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的美术大师、教育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堪为中国美术界泰斗。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藏有他的1000多幅画，成为人们怀念和景仰徐大师的地方。有关他的业绩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仅就大师徐悲鸿与广西千丝万缕的人生历程作一简述，以飨读者。

　　筹办“桂林美术学院” 

　　1935年10月，徐悲鸿应挚友旧好李宗仁之邀，离开南京抵达广西南宁、桂林等地作画。他甫抵省会南宁，旋即受到当地政府的隆重礼遇，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顾问和广西省美术会名誉会长，并在南宁举办第一届美术展。

　　当徐先生到达南宁时，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领袖的新桂系与蒋介石又不和，他们标榜艰苦奋斗复兴中国，并在广西发行“桂币”，积极备战。所以对徐先生这样一位自愿长期共同奋斗的名流莅临喜出望外，待他亲如兄弟，食共桌，送寒衣，提倡发展美术。

　　翌年，徐悲鸿为了支持李宗仁等的抗日主张，推动广西美术事业，他将其全部画作及藏画随身运到广西，先选择其部分作品在南宁展出，然后全部运到桂林存放在七星岩洞中。

　　七星岩既是桂林的胜景之一，亦是最牢固的天然防空洞，长达两华里。广西省政府特选取岩洞的一段安装了地板和电灯，作为储存徐悲鸿藏画的仓库，并责成专人看管，甚为安全。

　　徐悲鸿夫人蒋碧薇早就得悉他在广西“入伙”久居之意，正值桂系与南京剑拔弩张之时，便在当年8月间只身由海路经香港、广州到南宁。桂方要员亦殷勤招待，并派小汽车专送徐先生和夫人同游柳州、桂林和阳朔。可是徐先生留桂决心并未动摇，两人感情亦未好转。蒋碧薇回南宁后只好失望地乘飞机独返南京。

　　徐先生为什么决意要来广西呢?理由有三，他离开南京中央美院，一是不满于那里的顽固势力；二是与国民党文化部长张道藩吵翻有关。徐先生为人正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在南京那种环境里俯仰是十分压抑的。三是当时已处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为了使他平日收藏的书画文物找到一个远离战火较为安全之处，于是便携带珍藏的大部分画作，并邀请一批有才华的画家(包括他的高足)，准备在桂林开办美术学院而来的。

　　1936年10月5日，广西省会迁至桂林，省政府就设在城中心矗立有独秀峰的公园内。当局那时标榜开明，极力拉拢有声望的进步人士来桂，对徐先生的办学主张十分支持，并在独秀峰前为美术学院建了一间新屋。美术事业也因徐先生在桂林和美院的筹办而显得很有生气。

　　从1936年至l938年间，徐先生住在桂林王城内的图书馆，以后又搬到阳朔。他的不少名画如《雪景》、《柳鹊》、《牧童和牛》、《漓江春雨》、《马》、《鸡鸣不已》、《青厄渡》等中国画和《冯子材》、《刘永福》、《桂军誓师北伐图》、《广西三雄骑马》等油画作品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其中《鸡鸣不已》构图新颖，一只大雄鸡兀立在竹丛斜石上引颈啼鸣，笔势刚健；《青厄渡》描绘出阳朔山水千峰奔腾、隐显迷离的景色，让人恍如置身仙境。这两幅画更是中外驰名。

　　1937年春，徐先生完成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广西三雄骑马》像、弟子张安治也画了一幅较大的油画《后羿射日》，一同携往南京参加全国美展。因为徐先生这幅油画是全场罕见的大画，起初被悬挂在大厅中央最显眼的壁面。画展开幕前，张道藩到现场审视后大发雷霆(因为还没有人为蒋介石画这样大的画)，布置人员不得不把这幅画改挂在另一次要的壁画上。在此年上半年，张安治还陪同徐先生到广州和长沙举办徐悲鸿个人画展。展品包括他历年的重要作品，大受欢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徐先生又回南京安置蒋碧薇和子女之事。9月间又重返桂林。他决定一面返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一面也不放弃在桂林发展美术事业，所以他的书画仍放在桂林，并让张安治安心等待桂林美术学院新楼的落成。11月，徐先生去了一趟山城重庆，约两个月左右又回到桂林过春节。此时在独秀峰侧的楼房已竣工，徐先生搬至新楼西侧的一间寝室和一大画室。但当时广西省政府已明确表示因抗战爆发，一切非急需事业均要停止。为此，美术学院不能兴办了，这让徐先生十分丧气。

　　1938年暑假，广西以统一中学艺术课教材的名义集中全省80多名艺术教师到桂林，这是在徐先生支持下搞的一次艺术教师讲习班。徐先生认真地讲课，引导大家欣赏他带来的大量艺术珍品，给学员传授美术理论，带领大家画人体、练素描，强调基本功的锻炼，为培养广西美术人材，花了不少心血。著名美术理论家丰子恺也应邀给讲习班讲课。那时，以徐先生为首的老师和学员们，尽管常遭敌机骚扰，但都能认真地教、刻苦地学。

　　1938年冬，讲习班结业不久，徐先生应著名诗人泰戈尔邀请前往印度访问。他原打算办的美术学院停办后，留下的校舍用来培养艺术教师，这就是后来的广西省立艺师班。

　　徐先生离桂访印，令大家十分惋惜。不过，他虽然离开桂林，但对广西的美术事业还一直惦记着。1943年，广西当局曾下令停办艺师班，徐先生得悉后马上致函广西当局，希望爱护广西这株艺术教育幼苗，艺师班才停而复办。

　　藏画何在成悬案 

　　徐先生初到桂林时曾运来大批他自己搜集保存的艺术珍品，其中有铜像、油画、国画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和他自己的代表作《愚公移山》、《九方皋》、《飞鹰》、《群狮》等。这些珍品对广西的美术工作者提高艺术修养、汲取创作营养都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他带走了一些，但大部分一直留在桂林。l944年广西沦陷，徐先生曾由重庆汇钱来，要求张安治将全部画作运走，免遭损失。张先生想方设法才把这7大箱画运到阳朔兴坪渔村，最后转至昭平，存放在上岸村农民周日胜家。 

　　张安治生前每每念及此便激动不已，曾作诗抒怀：“当年敌忾漓波涌，今日天涯白发新。常忆扁舟阳朔路，千峰如削入兴坪。” 

　　再说徐先生在给张安治汇款发信后，心急如焚地等候讯息。当他获知七星岩仍有其存物时寝食不安，又火速地往宜山(今宜州)黄养辉处发急电，催黄赶赴桂林将全部存物抢运出来。黄养辉也是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的高足，功底深厚，深得老师赏识。黄收到老师电报后便披星戴月乘火车赶赴桂林，但无奈铁路沿线遭敌机轰炸，好多路段无法通车，只好艰难地步行了l00多里。待他抵达桂林时，当局已发布最后的强迫疏散令，限期三天内居民务必彻底撤离，否则以汉奸论处。在这万分急迫情况下，黄养辉持徐悲鸿信函求见李济深先生。李先生慨然拨公款两万元并提供一些方便，就这样，他们把24大箱重两吨半的书画在倾盆大雨之中从七星岩仓库搬出，又用小板车拖到火车站北站，在人海汹涌之中挤上火车，历尽周折，辗转桂黔，运抵四川。 

　　张安治、黄养辉相继把徐先生藏品抢运出来后不久，日寇攻城，桂林一片火海。七星岩成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之地，经过一场恶战，我方数百名守军壮烈牺牲于七星岩洞中。若不是及早将徐先生藏物抢运出来，不是葬身于火海或被日寇劫掠去了。 

　　面对黄养辉送来的24大箱书画，徐先生万分庆幸，深表谢忱。如今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所陈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次抢运出来的。黄养辉这位国画家当年冒险抢救国宝，功垂青史。 

　　而由张安治抢救出的7大箱则下落不明，至今还是不解之谜。 

　　为了解开这个历经半世纪的谜团，广西社科院从事抗战文化研究的学者杨益群先生曾先后访问过黄养辉、张安治(1911～1990)、徐杰民(1910～1987)、宋克君等画家，并查阅相关资料，才弄清了来龙去脉。 

　　张安治为什么选择昭平县上岸乡农民周日胜家藏画呢?那是因为周日胜是陈学人的亲戚，陈学人与张安治同是南京东南大学校友，且陈学人认识并敬仰徐先生。在抗战期间，陈是桂林中山公园园长。有这层关系，所以张安治接到徐先生嘱托后便由陈学人引荐将画存放到周日胜家。周是个老实敦厚的农民，他将7箱画安置在床铺下，人就睡在上面。白天出门便由儿子看管，寸步不移。不久，昭平县城沦陷，上岸乡与县城隔水相望，日军未到，7箱画也就安然无损，被奇迹般保存下来。 

　　抗战胜利后，广西画家徐杰民曾去函询问7箱画的处理意见，徐先生复信云：“鄙藏在昭平之物暂拟不动。”张安治也给徐杰民去信，写明“徐师之物有：大书箱5件，白铁箱1件，长画箱1件，共7大箱。如有便，前往乞为探视。”随后，张安治便出国访问讲学去了。 

　　解放后，据说曾有人查问此事，并于l952年由广西平乐专员公署蒙谷把徐先生寄藏在昭平之物专程运往北京，完璧归还徐悲鸿。 

　　徐杰民也亲口告诉杨益群：“此批藏画确实于1952年应徐悲鸿之嘱，由广西派专人运抵北京，妥交他本人。” 

　　事后，昭平县文化局曾采访周日胜家属，证实这7大箱画业已物还原主。但奇怪的是，廖静文在其所著《徐悲鸿的一生》中，对此却只字未提，何故? 

　　1991年7月，杨益群先生赴京参加学术会议，抽空拜访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馆长。在谈及7大箱藏画送京情况时，廖馆长却气愤地说：“这7大箱画根本就没有送抵北京，悲鸿在世时因公事缠身也未及派人追查此事，我至今还在为此生气哩!” 

　　事后，廖静文在给杨益群复函中还再次强调：“您信中提到的徐先生遗失在广西的7箱画，并无人将画送来北京，而是一位在广西工作的专员发现了一些徐先生遗失的图书，后送来北京，有二三十本，还有一尊铜雕狮子。铜狮子在“文革”后清点遗物时，发现没有了。另外，徐先生生前较好的呢料衣服也下落不明。” 

　　廖静文对7大箱画所说的话和复信，使杨益群大为吃惊。长期以来，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徐先生的7箱画已妥交无误，殊不料，这里竞埋着一桩悬案。 

　　7箱遗画今何在?为引起世人关注，杨益群曾于1992年12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徐悲鸿7箱藏画至今何在?》一文，国内外报纸先后转载，反响颇大。但愿真能完璧归赵，让国人共睹风采。 

　　眷恋阳朔好山水 

　　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这话不假。在桂林期间，徐先生住在王城内的图书馆，以后才搬到阳朔。他曾在阳朔前街一号住过一段时间，此间住宅坐落在漓江边上，五房一厅。约百步之遥便是有名的双月桥，从屋内天井南望，可观高高耸立的碧莲峰；从屋后向东瞅，能见漓江对岸的“东岭朝霞”，这是观日出最佳去处。徐先生游览过阳朔许多风景名胜，对这里的山水备极赞赏。有一回，徐杰民曾问他为什么想来阳朔定居?他反问道：“南山厄石碑上刻有一首诗你记得吗?”徐杰民答道：“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怎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他爽朗地说：“瞧，这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徐先生还特地请林半觉先生为他刻了一方“阳朔天民”的朱文石章，以“天生为阳朔人”自居，可见徐先生对阳朔山水格外喜爱。据廖静文回忆，至今阳朔还有一个老房子徐悲鸿当年在那里住过很长时间。解放后，这房子的地契上写的是廖静文的名字，房产证上也是写她的名字。这间房子成了她与广西的纽带，将她和这片山水联系在一起了。后来这间老房子改作徐悲鸿纪念馆，廖女士把它交给相关机构管理了，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她还一直惦记着。 

　　廖静文对山水秀丽的阳朔十分看好，她认为这
是广西美术独有的优势。她说：“广西有这么好的山水，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2011年4月作为嘉宾再次来到南宁，她还建议：希望能在阳朔设一个画家、艺术家联络处，给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提供一个创作基地。 

　　廖静文与徐悲鸿缘结桂林 

　　廖静文与徐悲鸿的缘分是从广西开始的。 

　　1942年，l9岁的廖静文从湖南家乡赴桂林准备投考广西大学。但由于在路上常遇日寇不断空袭，火车时开时停，待她赶到桂林时已错过了西大招生考期。初来乍到的廖静文一筹莫展，只好在桂林找个差事先安顿下来。 

　　“当时有个抗敌演剧团招聘演员，自己没有一点演出经验，可实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报考。”廖静文回忆道。她还记得，当时主考让她唱歌，她唱了一首外文歌曲《初恋》，主考官给她打了个“B+”，还让她表演。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演过戏，不会。主考又问她会不会写文章?她点头说会。主考官看了她即兴写的文章后很满意。就这样，无依无靠的廖静文进了抗敌演剧团，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在剧团里，她每天认真学习唱歌，积极参加演出。几个月后，她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聘图书管理员的广告，她从小喜欢看书，这正是梦寐以求的工作。于是马上去应聘。初试考的是作文，当时有许多戴西大校徽的年轻人一起应考，而她只是高中毕业，以为没有什么希望。没想到几天后接到复试通知，主考的就是徐悲鸿先生。在40多个复试者中她考了个第一，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应聘成功，她辞去剧团工作，当了图书管理员，主要工作就是帮徐先生整理藏在七星岩中的画作。在这里，廖静文眼界大开，她“第一次看到如此大量的美术作品和印刷品，它们神奇地向我展开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丰富多彩的广阔艺术世界。”(见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第l99～20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廖静文发现，徐先生对自己的藏书藏画无比珍惜，奉为至宝。他捧着这些书画时眼里闪着亮光，脸上有一种柔和而甜蜜的微笑。他时而弯着腰，时而站着，时而蹲在箱子旁，不停地清检，翻阅、爱抚。他从早到晚一连工作l0多个小时始终神采奕奕，毫无倦容，使人觉得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持他、呼唤他。

　　后来，廖静文感慨地说：“人生有许多偶然性，应聘这个工作只是偶然，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跟徐先生去重庆，没有想到会爱上他，后来又跟他结婚，一起走过那些幸福的日子。”

　　1943年，廖静文随徐先生赴重庆任职。此时，蒋碧薇突然向徐悲鸿提出离婚，并向他索取现款l00万元、古画40幅、徐的作品l00幅，作为其今后的生活费。此外，还要他将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的抚养费。

　　为了结束这痛苦的婚姻，他忍痛答应蒋碧薇的要求。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授课之余，日夜不停地作画，不仅要画百幅国画给蒋，还要画一批画出售，省吃俭用，筹足l00万元给蒋。

　　顺便补一笔，廖静文与徐先生结婚后，在大师的培养下也成了著名画家。耄耋之年，仍任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要与广西共存亡” 

　　1936年6月，徐先生由广州抵达南宁。7月，广西省政府聘徐为顾问。7月5日，广西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在邕举办。参展者有徐悲鸿、马万里、王济远、黄宾鸿、魏岸觉、周天游等人的作品。徐先生还携来大量中外名作参展，至27日闭幕。当时，广西美术界师承旧法，艺术空气较沉寂。徐先生那种根植我国绘画传统而融汇西洋绘画技巧的画作和他的现实主义绘画主张，令人耳目一新。

　　当时，年轻画家徐杰民曾按写实方法为其母亲写生，画了一幅国画。徐先生看了很高兴，觉得徐杰民的路子走得对，还题字鼓励他说：“吾标榜写实主义，浅学者多感其难，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徒为优孟衣冠日从事于八股滥调者，终不免自然淘汰耳。”这段话扼要地阐述了徐先生写实创新的绘画主张，也坚定了徐杰民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信念。徐先生这种奖掖后进、热心诲人的教育家风度，给了徐杰民很深刻的印象。

　　2011年4月，当89岁高龄、精神矍烁、仪态典雅的廖静文女士来到南宁时，勾起了她的一段回忆。她深情地对采访者说：徐悲鸿上世纪30年代第一次来南宁时，他的前妻蒋碧薇也闻讯而来，劝他离开广西回南京去。当时(1936)广西当局发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日(指两广1936年发动的“六一”事变，决定以抗日为名反蒋——笔者注)，此举激怒了对方，调集大军准备进攻广西。蒋碧薇担心徐先生安危，力劝他回南京暂避。但徐悲鸿坚决不回南京。“因为广西是抗日的，要与广西共存亡。”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徐悲鸿在南宁留下的一段佳话，从中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他刚正不阿的品格。

　　四代画家传佳话 

　　2011年4月27日，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广西分会揭牌仪式暨广西神马书画院开院庆典在南宁举行。28日，2011年中国书画名家暨广西神马书画院夏季书画展在南宁人民会堂举办，展出了徐悲鸿四幅画作，其中包括最著名的那幅《奔马图》。徐先生的真迹引起了汹涌的围观人潮。徐先生之子徐庆平是徐家四兄弟中唯一一位子承父业的，这次他也随母亲廖静文前来参加画展。庆平生于l946年，曾获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 

　　徐庆平从小受父亲教诲，也酷爱艺术，12岁时绘画才能崭露头角，获国际少年绘画比赛大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杰出画家，颇有悲鸿大师的仙风灵气。他亦擅长画马，但其作品并非对父画作简单的摹仿，而是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有趣的是，“文革”中他被弄到内蒙古大草原牧场的马厩中吃住，有半年与马朝夕相处。他光画马的速写就有1200多张，还超过其父画马速写的数量。 

　　在这次画展中，徐庆平与徐悲鸿的画作同场展出，仿佛是父子俩隔着时空进行的一次艺术对话。65岁的徐庆平在画展开幕式上表示，父亲徐悲鸿对广西有着很深的感情，此次与母亲携父亲画作来广西参展，正是完成父亲的一个心愿。顺便补一笔，徐悲鸿父亲徐达章也很有才气，诗、书、画、印样样俱佳，而且都是自学成才，在宜兴地区颇有名气。可惜的是，达章英年早逝，40岁便离开了人间。徐悲鸿受父亲影响很大，从此走上了美术之路。这也与庆平受父亲的影响一样；而庆平的儿子徐冀似乎如出一辙，亦热爱美术。徐冀在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攻读，毕业后专攻油画而成青年画家。徐家四代：徐达章、徐悲鸿、徐庆平、徐冀都是画家，可谓徐家美术人才辈出，实为世间罕见。 

　　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一个孩子生下来，首先要交给他母亲奶大，要体格健壮，然后交给父亲。父亲再教给他生存的技能，教会他如何做人。到了18岁，再把他交给国家。”雨果又借作品《九三年》中郭文的嘴说：“作为一个家长和父母，要把孩子教育好，成为能为国家服务的人，要教给他审美，这是最根本的……”徐悲鸿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小就告诉庆平什么是美的东西，教他练毛笔字，使年纪尚小的庆平很早就懂得了艺术上的美感。 

　　徐达章、徐悲鸿、徐庆丰、徐冀四代人所走过的道路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是会影响到一生的。 

　　(作者：麦群忠，广西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原文载于《广西文史》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