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古香有无历史错误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刘古香算得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人物了。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奔港穗，回柳梧，出生入死，不辞艰险，直至光荣就义，真不愧为广西民主革命的先驱。如今长眠在广州黄花岗的广西籍烈士，曾在辛亥广西独立时作过贡献的人物，不少是他的学生，或者经他指引而投身革命的。宣扬刘古香的革命事迹，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还得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方能真正了解历史人物，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起到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如果好只能赞好，坏只能骂坏，把人物绝对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
本来，这些都属老生常谈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偏把它弄糊涂了，只准讲主流不能谈支流，只准讲优点不能谈缺点，不然就是向英雄脸上抹黑，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近，读了些新编地方志，深深感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能如实记述和总结历史，甚至会造成谬种流传贻害后代。当然，写刘古香的人物传记，如果为宣传上的需要，只谈其主流方面，略谈或不谈其支流，那是可以的。但作为存史的新方志，“为贤者隐”而回避矛盾，是不足取的。辛亥革命后，在对待农民轰轰烈烈的抗税斗争，刘古香的态度不是支持而是镇压。他主动调集兵马赶往三江、武宣等地镇压，捕杀大批会党首领，使数百民军人头落地。有的志书竟不顾史实，硬说他清“匪”功，是为民除“害”，同清政府及旧桂系军阀一个腔调。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历史人物无论忠奸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受历史和阶级的限制，偶然性只不过是必然性的表现而已。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软弱的，就有着两面性格，既有革命性也有动摇性，推翻清政府他们是坚决的，农民起来反封建他们是害怕的。而近代中国，农民问题已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也就突出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刘古香作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广西，处于旧桂系军阀正在崛起的年代，有两面性格是毫不奇怪的，如果没有倒反奇怪。那些硬要把刘古香打扮成十全十美的人，不管动机如何，只能弄巧成拙地帮倒忙而已。
刘古香镇压民军的史实
辛亥革命后，刘古香回柳州先任军政分府长，继任广西第五军统领，手下约有三千人枪，一部分是四乡绿林会党改编的民军，由同盟会员刘震寰任帮统，另一部分是原清政府巡防营转过来的旧军，由旧军官刘炳宇任帮统。1912年上半年，这支军队到处捕人杀人，到底是清匪除害还是镇压人民？且看当时的历史事实。
宣统年间广西各地的会党斗争，实质是农民抗租抗税的反封建运动，但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收编的起义军，也有借会党名义去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的。当资产阶级革命派取得政权后，对不听招抚继续为非作歹的绿林土匪以武力相加是必要的，但对抗租抗税斗争的会党民军，即使存有这种那种缺点，若采取血腥镇压的做法那是很错误的。1912年春柳州的情况是，著名的会党绿林如沈鸿英，曾昭廷等都已收编为新政府的陆军，共一千多人，剩下的虽然还有小股劫匪，但大部分是抗租抗税中组织起来的民军，势力较大的为三江、武宣。恰巧在这两个县，刘古香镇压民军比陆荣廷还积极。
辛亥革命前后三江的抗税斗争，在广西和全国都是比较典型的，也是很值得历史学者和民族学者深入研究的。它有着很多特点，如反封建的斗争目标比较明确，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紧密结合，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它是侗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的斗争，规模大，时间久，力量强，效果显。三江，清代叫怀远县，是侗族聚居地，田少山多，年产只够半年粮，得靠开荒种桐茶榨油帮补，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早就陷于贫困，光绪以后又连年遭到灾荒瘟疫，米价每斤达55文制钱，以致“卖妻鬻子不计其数，或采蕨根度命，或剥树皮充饥”(《民国三江县志》)。清政府对此不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借办新政为名增加油榨等捐税，杂税达72种之多，指定由24家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层层盘剥，人民恨之入骨，称24家为“麻疯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侗族人民通过“起款”的形式，纷纷组织起来抗捐抗税，声言要杀死“麻疯头”。两任知县勾结“麻疯头”带兵镇压，劫村罚款，到处杀人。款首商议派代表到桂林抚台衙门告状，谁知抚台不但不理，反将代表全部杀害。官逼民反，恰巧汉族的天地会首领梁日初、李林红等到县活动，款首吴吉标、王均臣等即同天地会联合，广招会众，习武练兵，很快成为全县“满地红”，严重打击了“麻疯头”。宣统3年，巡抚只得委派新知县率800湘兵进驻古宜。这时适逢武昌首义，广西酝酿独立，柳州的革命派见三江革命形势大好，即派同盟会员刘锡镐(三江人)回县联络会党款首并策动联防队，于11月10日武装夺取政权，占领县城丹州。接着，组织民军围攻古宜，全歼800湘军，原知县只身逃窜。
纵观广西各县的独立运动，能由革命派领导民军武装夺取政权的，只有三江和平南，而平南的兵权一开始就为旧团练头子卢殿林掌握，当陆荣廷派兵弹压马上转成了反革命武装。三江则不同，独立后仍属民军的天下，但刘古香派来的新县长不容许农村的大变动，很快同原先的“麻疯头”勾结起来。农民的要求得不到任何满足，林溪等地群众即自发起来砸“麻疯头”的家，“麻疯头”跑到桂林告状，新成立的军政府派省防军由龙胜开来镇压，却遭吴吉标的民军袭击，损失惨重。这时，刘古香刚上任当第五军统领，竟致电陆荣廷要求出征，电文中云：“目下春耕在即，商旅不通，势难再缓，必须立清余孽，永靖边疆，务令匪徒永绝根株。”并将移驻外地的旧军官刘炳宇部调回柳州。1912年4月，刘古香亲自督师沿江直上，配合省防军三个大队由龙胜西攻，数千兵马对三江民军进行大规模的搜剿，很快会师古宜。款首吴吉标被诱骗后，交给“麻疯头”杀害，会党首领梁日初、李林红等一个个被刘古香处死，继续抵抗的民军不多久也被刘古香扑灭。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封建运动终被镇压下去。
刘古香镇压三江的民军是一时失误吗？不，那是他整个立场上的错误。且再看武宣县的例子。武宣县的独立是换汤不换药的假夺权，当浔州方面革命派领导的民军扬言要先打桂平再攻武宣时，地主豪绅慌了手脚，急急忙忙凑了个“共和”班子，派人往浔州(今桂平)同革命派谈判，取得承认后，公然作出《抗粮抗捐惩戒规则》，全力对付奋起反封建的农民。但是，农民抗捐抗粮的怒火势若燎原，1912年春数千民军蜂集攻城，地主豪绅一面组织原巡防军守城，一面向柳州及各地团练请兵。柳州军政分府当即命令刘炳宇率督带沈鸿英、曾昭廷等部连夜赶赴武宣，解了城围后又大举清乡，民军首领李亚美等一一被擒杀。
从刘古香看广西的资产阶级
利用会党的是刘古香，镇压会党的也是刘古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看起来很矛盾，其实这种两面性格正是刘古香的特点，也是刘古香之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突出标志。有人说：“要是刘古香独立后不镇压会党就好了。”有人说：“要是刘古香镇压的都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就对了。”这些都是根本办不到的天真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其本身只能是软弱的，从娘胎就带来了两面性格，只不过不同阶段表现不同而已，其代表人物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都逃不出这个牢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在自然经济占优势中产生的广西资产阶级，其两面性格表现得就更突出更明显。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资产阶级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我认为，否定广西资产阶级的出现是不对的，夸大广西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不对的。广西资产阶级的出现比较迟，据目前的资料应在光绪23年(1897)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以前的封建社会工商行业不能算资本会义，梧州开埠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利用西江走廊推销商品掠夺原料，控握广西远及云贵，形成了广大的半殖民地商业网。在此情况下，长期停滞的自然经济开始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原先的工商行业开始分化，从中蜕化出一些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并依赖外国资本而生存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夕，桂、柳、邕、梧及一些矿山、农场，确实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资本最多的达300多万元。可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还十分微弱，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可以推翻旧势力建立新政权的程度。说它软弱，主要是：①资产阶级中多数是商业资本家，其资本积累多在流通的投机买卖中翻腾，鸦片贸易使经济畸形发展。②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比较密切，资本雄厚的资本家多带买办性，不少还兼大地主，与地租高利贷连在一起。1912年统计，全省高利贷典当资本高达374万元，而工业资本却不到10万元。因此，其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虽有但不强烈。③中小商人比较多，经济实力单薄，对革命变动多持观望、疑忌的态度，谁得势即倒向谁，本人置身革命的很少。据1912年龙觐光行军司令处的《行军日记》载，梧州独立时商人参与民军活动的只有陈理卿两人，而一当巫其祥的民军被镇压后，商界全都倒向陆荣廷一边了。
在这种环境下涌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只能是从各阶级中分离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接受过新学的青年学生。他们多是由强烈的反清救国的爱国心驱使走向革命的。广西同盟会中的头面人物刘崛、刘古香、罗佩珩等都如此。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直接联系比较少，对如何砸碎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考虑得很少，思想上只满足推翻清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是，他们集结在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反映着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代表人物。因此，广西的独立运动还属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问题是独立后他们的两面性格却充分表露出来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也在这里。
刘古香是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推翻清政府是坚决的，反封建却是软弱的。辛亥革命后他不可能正确对待农村的革命变动，必然与豪绅新贵们站在一起反对农民。他的战友罗佩珩也何尝不如此。留日学生罗佩珩，曾为浔江流域万多民军的首领，武装夺取平南后又转攻桂平，喧赫一时，可是当陆荣廷派军前来镇压，马上缴枪投降，解散民军，以换取个怀集县知事。怀集县当时还属广西，会党民军的势力很大，罗佩珩到任后即与旧势力相勾结，会合邻县的巡防军大肆围剿民军，甚至血洗盘布圩。群众对其残杀成性十分反感，派代表到省告状，陆荣廷即借此乾脆将他杀了。刘崛也是留日学生，同盟会的广西特派员，独立后也看出点问题，曾致电孙中山，说：“要悉数招抚绿林，分别安置……除枪劫外，不得诬民军为匪。”但他本人也是软弱的，亲自招收的民军被陆荣廷下令解散，把独立后的军政大权交给旧军官陆荣廷，自己却躲到南京当参议员去了。历史的事实说明，广西软弱的资产阶级，只能产生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不但不可能完成广西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反而只会给地方军阀粉墨登场垫石铺路。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