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至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主力迅速发起广西战役，先后解放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主要城市，取得了粤桂边大围歼作战的胜利。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驻桂北、黔桂边、桂西和靖西地区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接受和平改编，使广西广大地区获得和平解放。
——题记
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率部逃往百寿，向白崇禧发了“告别电”，决定效仿傅作义，接受“共军”的和平改编
广西是国民党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盘据的地盘，受其统治20多年。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实施战略追击，白崇禧败退广西，便把广西作为最后负隅顽抗的基地。他根据蒋介石的“总体战方案”，将全省划分为桂北、桂东、桂中、桂南、桂西和黔桂边6个军政区，以强化对广西的统治。每个军政区编辖两个行政专区，并颁给“广西反共救国军”1个新编军的番号，由军政区司令官兼任军长，每个军政区除配属1个正规师外，要求每个专区组建1个师，由专员兼任师长；每县组建1个团，由县长兼任团长。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司令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49年10月25日在桂林仓促组建的，由周祖晃任中将司令官；蒋雄、莫敌任少将副司令官；霍冠南任少将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马炯任少将秘书长。
桂北军政区成立后，根据白崇禧的旨意着手组编“广西反共救国军”第13军。其兵员来源是以原先专区、县、乡成立的团、队为基干，根据“总体战方案”推行“一甲一兵一枪”，即一甲出1个兵买1支枪来编组成立。司令官周祖晃兼任军长，下辖3个师。军政区所属各县合编为新编第37师，蒋雄兼任师长；第15专区所属各县合编为新编第38师，蒋晃兼任师长；桂林警备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桂北纵队、临桂县自卫队合编为新编第39师，莫敌兼任师长；桂林市自卫总队、广西省会警察部队编为直属独立第1团，桂林市长韦瑞霖兼团长。由于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各部尚未编成，便仓促撤退。当时，桂北军政区有一定兵力和作战能力的部队是刘维楷的172师、莫敌的桂林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桂北纵队(地主、土匪武装和散兵游勇组成)、桂林市自卫总队和广西省会警察部队，总计约5000多人。
由于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进军神速，第41军主力于11月21日已进抵桂林城下。此时，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尚未部署就绪，便于11月22日清晨仓促撤出桂林，经两江圩至山口村附近集结，撤至百寿。当日中午，桂林解放。
桂北军政区撤离桂林时，司令官周祖晃鉴于战局的急剧变化，感到国民党倒行逆施，败局已定。因此，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撤离桂林时，留下广西省府上校参议、桂林中北旅馆经理龙建云在桂林市，观察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的动态和政策，伺机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为弃暗投明作准备；二是派上校参议马行梓前往中渡县找恶霸地主覃正旺到百寿，筹划撤退到四十八弄山区建立据点(这一计划由于后来和平谈判而放弃)。
桂林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广西联络站站长齐一夫，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认识了进步人士、解放联合会会员张显龙。不久，龙建云在张显龙的帮助下，与齐一夫取得联系。由龙建云、张显龙向齐一夫转述了国民党桂北军政区的起义要求。齐一夫肯定桂北军政区这一正义行动，让桂北军政区派员来桂林商谈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事宜。龙建云随即动身前往百寿，11月29日到达山口村，打电话向周祖晃汇报解放军接头和解放军进城后的情况。周祖晃找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霍冠南商量起义，得到霍的支持。其实，霍在桂林解放前夕就有投靠人民的打算，曾与进步人士邓燕林有过接触，想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后由于周祖晃的仓促撤退而未能联系上。于是周派霍作为桂北军政区的全权代表，随龙建云到桂林与解放军接洽。在霍冠南的邀请下，邓燕林作为联系人之一，也于12月2日到达山口村，并与霍、龙会合，于4日一同到达桂林。齐一夫把国民党桂北军政区要求起义问题向第13兵团政委莫文骅汇报请示后，确定由齐一夫具体负责与桂北军政区代表的谈判工作。
12月6日，齐一夫、张显龙与霍冠南、龙建云，在龙建云家进行了谈判。谈判过程中，莫文骅接见了霍冠南，向他讲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指出尽快接受和平改编的光明出路。经过双方代表两天谈判，达成了对桂北军政区和平解决方案，由霍冠南带去百寿。12月8日，周祖晃召集军政区司令部处以上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并宣读了和平解决方案全文。参加会议的官员虽然感到突然，但也没有提出异议。周祖晃遂命令各部队从12月12日起，开始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开赴指定地区集结，听侯改编。一并决定由必要的参谋人员和电台组成前进指挥所，由军务处长蒋道宽率领，随司令官周祖晃于12月10日进至里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仍在百寿待命。在会议进行中，桂北军政区司令部接到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急电令，内容大意是：发给桂北、桂西两军政区银元多少万元，弹药多少万发，着即选定空投场所，并将空投场图上位置及地面标志电复，以便空投。周祖晃看完电文后说，既已决定接受和平改编，此电不予置理。
12月10日桂北军政区前进指挥所到达里旺后，周祖晃给白崇禧发了告别电。电文大意是：
因大势所迫，为了使地方免受战争破坏，决定效法北平傅作义将军，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特电告别，并祈鉴谅。
同时也给莫敌发了一个电报，告知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并告诉莫，如愿共同行动，希电复，以便代向解放军商谈。
周祖晃给白崇禧告别电发出第2天，即11日晨，前进指挥所无线电报话台报告，白崇禧要同周祖晃亲自通话，但遭到周祖晃的拒绝，以后电台便切断了联系。同日，周祖晃在里旺召集各部队长(莫敌未出席)开会，讨论接受和平改编问题。
12月12日，周祖晃在里旺正式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即派霍冠南、徐藻森(政务处上校处长)、马益坚(上校秘书)代表桂北军政区全体官兵前往桂林。12月13日下午2时在解放军第49军军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第13兵团副司令员李天佑与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全权代表霍冠南分别在和平解决方案上签字。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解放军代表第49军军长。
《桂北军政区和平解决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人民解放军宽大政策及周祖晃先生向人民靠拢的诚心，双方协商，前国民党桂北区武装部队归人民解放军改编。其办法如下。
一、允许周先生率领之司令部一百伍拾人移桂林办理改编事项，待任务完成后，该司令部即行取消编散。
二、以团、营、连分别编入解放军，由解放军按民主原则编遣。
三、到达指定地点接收后，伙食粮油菜柴由解放军按解放军生活标准发给。
四、对受编官兵及伪政府职员，均保障其个人及家属之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侮辱，并不究既往。
五、改编原则以下列三点进行之：(甲)愿回家者，由解放军资遣还乡发给还乡证；(乙)愿学习者，由解放军保送入革命大学或军政大学学习；(丙)愿工作者，由解放军分别指派适当工作。
六、受编部队不得有借故破坏人民利益、人民政府及解放军之行为，不得隐藏武器、勾结特务土匪，不得叛变。所有部队枪炮、弹药、资财、档案、电台等，无保留的交人民解放军接收。
七、集结地点由解放军指定。
八、自签字之日起，双方解除敌对行动。”
依据“方案”对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的接收工作，是由解放军第49军147师组织实施的。12月14日，桂北军政区所属部队(莫敌部除外)，先后到达指定地点两江，分驻于两江、山口、茶岭、狭口等地，听候改编。同日，147师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副师长李光汉到两江参加了接收仪式。，李光汉在仪式上代表解放军致了欢迎词。在两江，霍冠南在自己家里招待了前往参加接收的147师的领导。然后军政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官兵由汽车送往桂林，住文昌门外忠烈祠。第2天，49军军长钟伟在太平酒家设宴，招待军政区校以上军官。其他军政区官兵由师接收小组分期分批接收。
12月17日，在两江正式办理交接手续。接受和平改编的有：桂林绥署副主任兼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少将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霍冠南，少将副司令官兼新13军37师师长蒋雄，司令部少将秘书长马炯以下官兵5000余人。
12月20日，49军军长钟伟在桂林太平酒家招待周祖晃等起义将领的宴会上，曾向周祖晃问及莫敌的情况，要他多做莫敌的工作，使之早日放下武器。周祖晃当即答应通过无线电台与莫敌联系。以后，钟伟、何伟还给莫敌写了亲笔信，阐明当时的政局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莫敌深感除了投诚别无他路可走，于是要周祖晃转述他投诚后要去香港，行李不要检查的要求，钟伟答应了他的要求。12月28日，莫敌带领警备司令部各部及临桂县保安队共500余官兵在永福罗锦投诚。莫敌投诚后，49军按他的要求，为他办理了到香港的手续，并派人护送出境。
国民党桂北军政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是广西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改编、投诚的第1次事件，为当时广西其他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弃暗投明做出了榜样，对于加速广西解放的进程，减少桂北地区的战争破坏，顺利开展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黔桂边区中将司令官张光玮率部撤逃西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自找出路，寻机起义”
国民党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的前身，是原设在湖北省孝感县的第6绥靖区司令部。当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之际，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了作垂死挣扎，企图利用其广西老巢负隅顽抗，1949年2月，向行政院建议成立滇、黔、桂3省边区绥靖司令部。国民党行政院同意了白崇禧此项建议，委其原第6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张光玮任该绥靖区司令官，蒋嫡系胡栋成中将任副司令官，并由国防派当时任第13绥靖区副司令的万式炯中将为副司令官。该司令部于1949年6月底由原第6绥靖区司令部组建，由孝感迁至百色，张光玮随原司令部机关同时到达，即正式成立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
白崇禧的原意是要成立滇黔桂3省边区绥靖司令部的，但在成立之前，白崇禧只将成立此机构意图与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协商，而未征求云南省主席卢汉的意见，因而决定成立时遭到卢汉的反对，只好把绥靖区范围又由原来的滇黔桂边区改为黔桂边区。
1949年11月29日，张光玮在百色召开了有所属民团司令、保安团长、专员、县长以及司令部处以上军官30多人参加的紧急军政会议，传达贯彻白崇禧的“总体战”措施。12月1日会议结束。下午，与会人员正在酒楼聚餐时，忽闻从湖南方向败退下来的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官刘嘉树已到田阳。刘嘉树来电说：共军38军已由万岗(今巴马县)向田阳县属的田州镇推进，要求张光玮赶紧派车接应。这消息如同一声惊雷，使得会议混乱一团，好多人忙于逃命。在惊恐之中，张光玮当晚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退路问题。会上议出两条出路：一是按白崇禧原定逃往越南的计划，往靖西方向撤离；二是退到广西西部边陲西隆一带。由于解放军已逼近，往田东转靖西的公路已不安全，最后只好决定沿西部公路退往西隆方向的田西县。12月2日凌晨，张光玮即将所属部队，包括总统府警卫团、百色团管区补充团、百色专署保安团、绥靖司令部特务营和第330师的1个营等，共4000多人枪，撤离百色，向田西方向的乐里(今田林旧州)转移，百色专员公署、百色县政府的官员亦相继撤走。
张光玮及其所属部队逃到田西县的旧州时，又接到白崇禧电令：速组建暂编师，以图自保。于是，张即以百色专区公署保安团为基础，扩编成立新编46师，师长由原司令部少将高参邓兴升任，副师长由司令部上校参议蒋荣平担任。又以总统府警卫团为基础改编为新编48师，师长由少将团长肖若夫升任，副师长由少将团长苏一清担任。改编事宜还未结束，据报人民解放军已于12月1日进入百色，张部在旧州不敢久留，又一路后撤，于22日抵达西隆县城新州镇。
张光玮及所属部队进入西隆后，布置尚未停当，就接到白崇禧来电，要张不惜坛坛罐罐轻装逃离，组织1个精干的建制团，以最快的速度，向越南方向前进。为此，张即给其所辖的靖西专区专员赖慧鹏一封“亲译”急电问：(1)贵境“匪情”如何?(2)武装部队能否通过进入越南境?(3)如武装不能通过，化装便衣能否通过?
然而此时，赖慧鹏在靖西已宣布起义。张在焦急万分之时，收到赖慧鹏和百色专员陈汉流联名打来电报，除告以越边无法通行，赖、陈已通电起义外，还动员张认清形势，下决心率部起义，投向人民，以免地方遭受战争破坏。
张看完电报后正犹豫不决时，又收到赖慧鹏受解放军之托给张的电报：
“民心向背，了如指掌。你屈之地，谅有同感。兄如亦愿共同行动，希电复，以便我向解放军商谈。”
张光玮一时对中共的政策还不够了解，疑虑重重，便对参谋长林科连和副参谋长朱丽泉说：“事到如今，该怎么办?”3人接着就此问题交换意见，认为：抗拒没有出路，打游击没有力量，起义问题多。
张光玮是个老军人，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副司令等职，一直跟随白崇禧几十年，很受白的信任，背叛白崇禧，决心难下。3人议而不决。
随后的那些时日，林科连、朱丽泉经常在与张同桌吃饭、散步的时候，交谈对局势的看法。林、朱对张说，失败已经注定，决无挽回的可能，我们不能执迷不悟，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了。目前应丢掉一切幻想，与人民解放军妥协。经一番考虑后，张光玮指示以林科连的名义，几次去电赖慧鹏，询问有关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安全有无保障，起义的作法。
赖慧鹏回电介绍了他率部起义的情况及与解放军接头经过，并告诉他“幸勿迟疑而自误。”张终于表示接受赖的建议，决定：“自找出路，寻机起义。”并委托赖为全权代表，电告广西人民政府、广西军区，请示改编方法。
同时，张光玮要司令部管情报的第2处处长，指定专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解放军前线广播电台的消息，将有关内容记录下来送给他看。此时，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刘斐(刘与黄绍弦已通电起义)在邯郸广播电台发表的《告广西袍泽书》，以及李任仁、黄绍竑等国民党要员起义后参加了革命工作的消息，对张光玮触动很大。当时担任西隆县县长的朱敬文曾对张流露他同李济深有联系，并说李叫他们早点起义。所以，当张再次收到赖慧鹏的电报，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时，就下了起义的决心。
12月20日，张光玮召集林科连、朱丽泉、肖若夫等人开会，研究召开起义大会的日期和开法，商议起义通电的内容及口号、标语的提法。会上决定由朱丽泉拟写起义通电文稿，并定于27日在西隆县城召开起义大会。
27日上午，西隆县体育场上站满了参加起义大会的军队和民众。张光玮主持了大会，正式宣布起义。他在会上宣读了起义通电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司令部主要官员及西隆县县长朱敬文、县府各机关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表明了态度。会后当天，即把起义通电及会议情况通过赖慧鹏的电台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解放军第38军发出起义通电。
从27日起义起，张光玮即强调各部队必须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防止破坏及违犯纪律的事情发生，并规定各部队按规定的路线和指定地区集结，听候解放军改编和接收。接着派人通知驻安龙指挥所的副司令官万式炯及驻防田西县浪平的邓兴师长，要他们做好准备，就地待命接受改编。
张光玮经请求广西人民政府和38军取得同意后，于1950年1月8日派政务上校处长梁侃、司令部上校参谋章典、政务处办事员孙建勇、西隆县府科员朱尚文为代表，前往百色向解放军请示及谈判改编事宜。
梁侃等代表从西隆出发后，按原预计可以在1950年1月15日抵百色同解放军代表谈判，但由于沿途土匪猖獗，交通受阻，只好绕道而行，耽误了时间，未能按时到达百色。解放军代表在百色等到16日还未见张部代表到来，只好重新作出决定，要张光玮、林科连于18日亲自到田西县旧州直接谈判。广西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德华、38军114师参谋长高放等从百色直赴旧州。18日晚，双方代表在旧州就起义部队改编进行了正式谈判。杨德华、高放先后在会上讲话，说明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准备对张部改编的意见。达成起义3条协议：(1)保证起义人员的安全；(2)起义人员量才使用；(3)协助解放军搞好筹粮工作。高放、张光玮还分别代表己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名。
旧州谈判结束后，张光玮、林科连随同杨德华、高放等人于1月20日乘车至百色。在此同时，张光玮通知其在西隆的司令部和部队撤回旧州，准备到百色接受改编。高放到百色后，即受命率部进军云南改编张光玮部队的任务便移交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政委区镇、参谋长贾力夫等负责。1月22日，覃国翰、区镇与张光玮等商议成立改编委员会，由双方主要领导人参加，具体领导办理改编工作，并由改编委员会制订了和平改编方案。
1950年1月27日，根据改编委员会的决定，张光玮部副参谋长朱丽泉、新编48师师长肖若夫将原驻扎在西隆的司令部机关、刘清凡督导团、新编48师、司令部特务营共600余人枪带到百色接受改编。接着，原驻守在田西县浪平一带的张部新编46师，除团长屠占廷及一小部分士兵不愿接受改编外(在部队准备开往百色之前，屠占廷将本团一部分兵力带往贵州一带，后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其余700余人枪，由师长邓兴带到百色接受改编。在贵州安龙指挥所的副司令官万式炯向贵州的人民解放军通电起义后，将其部属数百人带到贵阳市接受改编。
到百色接受改编的部队，先分为军官和士兵两部分集中，学习20多天，再按照原定的和平改编方案处理。当时士兵中除少数想留下学习外，大部分要求回家，改编委员会按其自愿分别给予办理各种手续。军官的安排是：张光玮、刘立道留在百色军分区改编委员会工作；林科连、朱丽泉和各处处长以及团以上军官共10多人，分别送往南宁广西省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或武汉中原大学学习。
副司令官胡栋成虽然参加了张光玮的起义大会，但其反动本性不改，在张光玮离开西隆前往旧州与解放军谈判时，策动叛乱，将100多人枪带跑为匪，继续为害人民，后被人民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击毙。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