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因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的相继被废止，新型教育制度的陆续建立，给我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不少新鲜空气。为了配合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各地书刊出版机构开始编撰、引进、出版发行大量的新式教科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了我国新兴出版事业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受这种大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广西新兴出版事业也在起步，开始汇入近代中国出版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
当时，广西巡抚林绍年、布政使张鸣歧、署理提学使李翰芬等最高行政长官已经意识到要“开通民智、灌输文明、助长教育行政”，必须开办新式书局。书局除购办各类新型学堂的教科书和仪器图画标本外，还需设置印刷所，引进活字机器印刷。他们认为世界文明进步“皆以活版、磁针、火药三者为导线，而于三者之中尤以活版之灌输文明为最普，故欧美各国桓于印刷术之盛衰美劣，觇人国之文野焉”。因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他们遂用官款在省城桂林人称老提塘的地方租赁了陈文恭公祠，以及与之毗连的民房数间，创办隶属省提学司的广西官书局（全称广西官书印刷局）。
官书局开办之始，为全省兴学之需，解各类新型学堂亟需新式教材之急，首先着手从上海购进各类新式教科书及时配发它们使用，继而为结合这些新式教材之教学，又从上海、广东和海外购办、进口各级各类学堂的教学仪器、挂图、标本及其钢笔、各式写真版等新式学习用品，以成本价向学堂和学生发售。到了第二年，随着购置的铅活字印刷机器设备（印刷机、铸字机）陆续运到广西，新任的广西巡抚张鸣歧，以及署理提学使李翰芬便在官书局设置印刷所，承办起机器印刷，将原来以引进新籍发售图书为主改为自己翻印从省外直接购办的部分教科书并编印本地乡土教材、学堂讲义为主。在满足兴学之需的同时，还陆续印制出版发行官府文件及引进的各类新式书籍。同年五月，随着形势的发展，又编辑印刷发行《广西官报》半月刊（由广西学务公所图书科副科长任主任编辑），进一步扩大了官书局的业务范围，组织机构也相应增加规模并渐趋完善，成为广西第一家以编辑、印刷、发行新式学堂教科书和《广西官报》为主，具备了“编、印、发”出版一条龙功能，拥有近代先进印刷设备及技术的新型出版机构。
官书局的建立对清末广西的文化和教育发展来说，是件大事，张鸣歧、李翰芬等地芳行政长官对此非常重视，在组织机构设置、人员配餐和财政拨款等方面，均给予极大的关心与支持。组织机构按照编辑、印刷、发行的现代科学分工来设置，计分成总务部、售书部、印刷部和官报部。职掌全局的最高长官称作官书局总办，由省提学司派任。出任总办的原来就有一定的职衔，如先后担任过总办一职的闵世荣、尹晸举、刘映藜、姚芳荣、刘訚等都具有补用知县以上的职衔并大多是同时还担任着学务公所图书科副长的官员。总办虽是局里的主要负责官员，但在编制上属总务部。总务部除总办一人外，尚有庶务司事一人、会计司事一人、杂务司事一人、书记一人，以及茶役、门役、杂役、厨丁等若干人；售书部有管理司事一人、书贾二人；印刷部有管理司事一人、校对司事一人、印刷工头一人、检字工头一人，铸学工头一人、摇机工人六人，以及九等至一等学徒34人；官报部由编辑所和发行所组成，发行所有司事一人、送报杂役二人，编辑所（《广西官报》由半月刊改星期刊后设置）不在官书局，附设于抚院衙署，有总编辑人一人、编辑员一人，收发校对司事二人、往印刷所校对司事二人、书写四人、所丁一人，全局总人数达77人。广西抚衙批准的财政拨款也较为充裕，能保证其事业的发展。官书局的经费开始每月由公家补助银二百五十余两，全部用于薪金开支，至于购书及铅字印刷机器设备添置的款项，则是向藩司派办政事处随用随支。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才一次性额定拨给桂平洋银三万两，储作该尉购书印刷的基本金，除此而外，还按月给予补助银一百六十余两。
组织机构健全、人员到位、经费充足，官书局的经营业务也蒸蒸日上。总务部专门在梧州口岸开办商号作为官书局的转运站，以方便购自上海、广东的各种图籍、仪器、标本等货物到港后能及时发往省会桂林、交售书部发售。官报部编辑发行的《广西官报》是广西抚衙的喉舌，最初两年每月逢朔望各出版一期，传达官府文件，传播新闻大事，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加之印刷精美错漏少，以较高的质量深受各府县署、营属、学校和士民的青睐，其中一部分还行销省外。由于报章销行日盛月增，《官报》获得长足发展，出版周期相应缩短了，内容和篇幅却大大增加。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它改为星期刊，每月出版四期，内容扩充为电传谕旨、宪政、外交、吏政、民政、财政、礼教、教育、军政、名法、实业、邮传、特别事件、各省要政、中外时事、译述文件等16门，不久，又增折奏朱批、辕抄、牌示三门作为附录，页数从这年春夏两季时各册的六七十页，增至秋冬两季时的过百页；每期发行额也从这年十月起达到1100多册。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官报》还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广州两广官书局、梧州初级师范学堂、浔州桂平劝学所、南宁图书转运局，以及平乐、 柳州、 庆远、百色、玉林、龙州等地设立了代理发行处。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官报》又再度缩短出版周期，改出五日刊，每月印行六期。印刷部是官书局业务核心部门，开业一年多就编印发行了一套本省初等小学堂的乡土教材（临桂县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及其配合这批书教学的教授法），以及《高等小学广西铁路教科书》、《天蚕脞语》等书籍；翻印发行的书籍则有《大清刑律总则草案》、《天津自治局章程并理由书》、《私塾改良简章》、《新编电报密码》、《奏定学堂管理通则》等10余种。此时，它的印刷能力不仅已能满足官府编印出版书籍的需要，还可向社会开放。它在《广西官报》刊登广告，延揽生意，说其开办的机器印刷业可以“自铸各号铅字、英文字母、阿拉伯数目字、各种花边，套印五彩并承印各项书籍、文牍、章程表式，以及各种商标、银票、钱票、信笺、诗篇、钞书格纸”，以此来展示它的印刷设备和业务能力均已达到一定水平。此外，它为官书局创造的财源为今后持续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也是官书局的其它部门无法与之相比的。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署理提学使李翰芬就扩大官书局规模给抚宪的报告中曾对印刷部和售书部所创收入作了简单比较，称：“该局利源取给于印刷部者常占十之七八，而取资于售书部者不过十之二三，是其（印刷部）基础确有可乘而扩张实不容已。”
官书局印刷业的日益发展，使原有的印刷机器设备－－大小印机三副已不敷供各衙署局所学堂印刷之用，而社会上士商交办之件又纷至沓来，加上官书局创办以来的仅备有铅字印机，对教科书附图无从模仿印制，只能送往上海印刷那样一种书由本省印，图则需寄往省外刷印的状况亟需改变的问题等，将添设石印新机，扩充设备的情况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要发展，即面临“原有局所场地僻窄，房舍无多，地小不足以迥旋”的限制。为择地扩建，增添设备（推广石印机印刷、扩充图书价本和印刷纸张），宣统元年（1909年）省提学司请续给官书局基本金以资周转和择地建新局请拨款兴修的呈文经省抚院衙署批准，由藩司派办政事处拨桂平洋银二万两并划出桂林王城原贡院右隅空地一块，按储藏、发行、工场、寓所四大区域来兴筑新的官书局。是年四月，新局址动工兴建，年底即告竣工，当年十一月十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官书局售书处和印刷所先后迁址桂林王城新局。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七日，官书局在新址正式开局后，又编印发行了诸如《广西乡土历史教科书》、《学部审定中学堂及初级师范学堂暂用教科书目》等教材和《广西咨议局筹办处报告》、《广西咨议局会议提议建议书》、《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广西民事习惯报告书》等官府文件，而印制发行的刊物除《广西官报》（由半月刊改星期刊又改五日刊，增加印刷发行量）外，还新增了《广西教育杂志》月刊、《广西学务提要》专刊等。
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广西巡抚沈秉堃以公文宜有一定程式始便检阅、编存为由，令将官府各项文牍规定划一程式并酌定公文封式样刊发通行一律，对各项图表除有特别规定外，也应按照规定公文纸式阔狭（可许展长不得加阔）制作，于七月一日开始施行。这项厘定官府文牍程式的刷印与专卖事务，被省抚院衙署指定由官书局兼办，藩司为此还专门拨借花银二千两给官书局作为印刷公文纸张及专卖的开办费，以后再由它从公文纸专卖所得余利中按月照交藩司专款存储，听候拨用。这样，官书局作为全省唯一的官办出版机构又多了一项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经营业务，后来还使得省官府各局署大宗印刷如藩署之税单契纸、学堂之凭照，以及大字印刷等附属公文用纸也都一并归官书局承办了。这无疑对该局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旋即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中垮台，广西宣告独立。第二年民国改元，广西省军政府都督陆荣廷以革命派的面目出现，打着民权的幌子，谕将官书局改办广西印铸局，派员接管原局帐目、清点存货及追缴各衙署、局所、学校欠款并把其编辑出版的《广西官报》交由都督府编辑，易名《广西公报》，对凡冠以“官”字的名称统统更改，不让皇权政治留下任何痕迹。至此，刚满五周岁的广西官书局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它作为广西近代出版业的开创者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广西出版业的发展，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