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学术品位，虽不完全等同于方志的学术价值，但毕竟也是一种价值观。方志的学术品位指什么？许多文章提出多种不同论点。有的从方志的内容去寻求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方志的学术品位特指所记载的知名度较高有全国影响的区域文化，并大部分集中于文学艺术领城。这里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学术品位”是否特指区域文化艺术水平？二是就全国而言，许多地方没有全国知名的学术流派或学术成果，是否就无法提高“学术品位”？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就方志的科学价值作出评价，可视作从内容上评价方志的学术品位。他认为方志的科学价值在于：1、方志多采原始资料，亲切可信，2、方志记事范围广阔，包罗万象，3，方志着眼于社会迹象，包含不少珍贵科学研究资料。不少学者多从方志的体例文辞，甚至方志的编纂方法寻求“学术品位”的答案。朱士嘉总结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亨序》的修志主张是：1、必其人有学识；2、必网罗天下志书略备，3、必身历其境而覆按得失；4、必需以岁月而不能草率从事，5、文字不尚晦涩而力求通俗易懂。这其实是提高“学术品位”的途径或方法，作者并没有说这就是评价标准，但古今不少学者都是沿袭这条路来探讨方志的学术品位。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写道：“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翟结棒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并认为只有后一种志书才“斐然可列著作之林”。他用这个标准推定《（道光）遵义府志》（原文为咸丰，有误）为“府志中第一”。由清代大儒郑珍、莫友芝辑纂的连部府志，无论体例和文辞，均堪称精品。许多文字可朗朗上口。但这守志书的资料质量除长于考捃外，并无特色，甚至有许多错误和疏漏，连郑珍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近期读到一篇婿题为方志学术品位的文章，似乎所指的是广征资料、显示特色、吸收社会封学新成果，采用有关学科新方法修志、反映重大难题等，不仅凌乱，又多是修志？常謦，没有境上“学术品位”这个题。诸如此类文章还多，其共同的一点是讲修志的体例和方法，而使用这些体倒和方法应该达到什么“品位”却没有讲清楚。近年评论新志的文章大多集中于侉例文辞优劣的评价。我曾在几篇文章中谈到个人观点。这种评论应当主要在方志界内部进行，而且主要在乎稿阶段而不是评书阶段进行。否则新志有可能成为方志界内部相互译头吊尽的读本，自贬其社会存在价值。另有一种主张是强调各行各业学术性资料入志的重号性，以此来提高志书学术品位；这种论断有其可取之处。但掌握不当，有可能为不带区域性!实体性的学科理论、行业去口识和法制规章大量涌入志书开了绿灯。这也是我在编审志稿时很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当终也还有一些极端见解：有的认为地方志就是客观的朴素的反映区域的历史和现状，不应人为地去追求提高所谓矗学术品位”。论者并没有否认方志的学；著作性质‘'但也可能产生歧意。80年代某省社会科学评奖时，方志学专著或论文可破参加评奖，志书不能参加评奖，理由是志书是资料书，是方志学研究对象，不是学术研究著作。只是在据理力争后，才勉强给一部志书评了一个“安慰奖”。这也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呼吁应将志书列为方志学的内涵，而不只是研究对象的一个原因。
方志作为学术著作，古人早有定论。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系统地将方志提高到学术著作的地位，这是章氏的历史贡献之一。他在《方志辨体》一文中也指出修志“每事必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尔。”说明方志具有强烈的学术著作属性。凡参加过本届修志者，恐怕这是最根本的体会。清代纂辑派和著述派争论很激烈，但方志的学术著作性质这一点却是共识的。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组成部分本身就标明了它的历史学术地位。方志的学术著作水平，或学术品位，不是单纯看其文化部类份量，也不是单纯看其体例文辞，而是一个系统综合概念。当然可以包括上述两个方面，但不能局限于这两方面。
探讨方志的学术品位，似乎应当从方志的基本属性八手。一般论定方志具有区域性、实用性、科学性、时代性、资料性的五统一。胡乔未认为方志是“资料性科学著作黟，这就是说资料性是方志的基本属性，其它口四性”就是提高资料性著作的搿学术品位”的措施。有的主张方志资料信息化，并提议将志书称作“信息载体”，这其实也是增强志书资料属性的科学、时代特征的新措施。要达到较高“学术品位”的资料性科学著作，综观已出版新志，似乎有一些共识；其一，方志的记事门类已经分解到记述单元，反映每一单元的内涵要求所启用的资料是否达到曩优选择，是比较容易检验的。当然这种“优选”应当从实际出发，不一定是弗社会科学新成果”，也许有工作或生产的新成就和新进展，也许有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一条，就为防止片面理解志书“学术性”而生吞活剥各门学科的非区域性论著产生的品位下降，即使是境内学者的论著，也无必要去大段摘弓；论点或文章来“提高”其“品位”。以记述“社会科学成果”为例，主要是反映这些成果形成的背景和产生的影响。“有了这一条，就可以判定目前一些志书中存在数量极大的低层次资料，不切题资料、无资料含量文辞和无地方实体内容的通典等定为低“品位”或无“品位”的废次品。如能引起广泛注意，让这些文辞“退出”志书。则志书的“学术品位”必将有一含飞跃性进步。其二，记述单元所构成的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即通常说的门类内部和门类之问应当是互补的，不应当是柢牾的或重复的。这在许多志书中成为一种通病，也就是口品位”低下的表现。有一部《林业志》在概述中说他那里解放后森林覆盖率逐年上升，根据是逐年植树造林面积扩大。并展开议论说国民党时代破坏森林，解放后森林覆盖率上升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位作者没有回答如果森林覆盖率下降是否就没有体现社会主叉制度的优越性。但在正文中却展开滥泛森林造成森林覆盖率下降的相反记录。这样的写法，既无“学术”性可言，更谈不上口品位”。志书重复使用同一资料，即使互不矛盾，也只能说明鳊者掌握的可用资料十分贫乏。从表相上看这僻是编纂方法，其实这是记述单位划分缺乏足够的相对独立资料支持和所启用资料缺乏满足本命题的“优选”资料所致。其三，方志的“五性”归根到一点是为了增强志书的“实用性”。作为价值砚的“学术品位”，如果缺乏正确的“实用观”，就很难理解其品住的目的性是什么。前段“为现实服务”的价值观被戴上“功利主义舡帽子。这是对“为现实服务”作了不恰当的狭义描绘。有的将为“区域发展服务黟理解为仅供官员“资治”参考。方志的“资治”即提供应用，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依据，也应包括开展各类学术研究的依据。志书出版不是首先提供当代运用。而是藏诸名山，以待不可知的何代来运用，更加玄虚了。志书有长期保存性质，但也只有当代产生效果者才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当然，片面的“为现实服务”也产生一些偏导。有的志书连篇累牍记法规制度，打的旗号就是“为现实服务”。方志的功能还有“问接”论。即方志过份强调为现实服务，有可能出现直接短期行为，方志资料的运用应当通过转化。这就给读者带来两点悬念。一是这种“转化”为什么不在志书中完成？二是怎样去完成？其实“问接”论所叙述的并非新概念，方志的资料或信息，如同所有其它书籍一样，包括“百科全书”，都不可能逐一去回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千奇百怪的具体问题。运用这些资料的转化，并非“间接”特征。这是一个浅近常识。
志书的体例文辞也可作检验“学术品位”的标尺之一。不可能设想，高品位志书竟是低水平结构和拙劣文辞。但修志实践中的确会出现虽拥有上乘资料基础，由于文辞体例粗劣而终成下采作品的现象。特别是近年各地出现“厌战”情绪，放松后期改稿工作，使不少有很好修改基础的志书成为平平之作，甚至是不合格产品。历代方志名家虽然重视方志的体例和文辞的研究，但首先肯定必须有优良资料基础，因而体例文辞在决定方志的“学术品位”上不能不处于从属地位。戴震和章学诚都重“考”，虽然互有不同，打了许多笔墨官司，但归根到底都是希望志书得到充实丰满的可靠资料。
高学术品位志书应当怎样去判定？一种观点认为一部志书有少数篇章中具有高品位资料即可“达标”，不可能也不应当苛求“字字珠矾”，这应是中肯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高品位资料”。如果存在于文化部类，评论家是容易识别的。但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如果是从经济或政治领域启用高品位资料，让读者了解一个未知的世界，或者由于资料的精当为区域开发提供很有针对性的“投资指南”式的资料介绍，是否也可进入“学术品位”的高值区？许多贫困地区虽然没有“一鸣惊人”的“学术成果”，但这些志书能够写出其发展的潜力和劣势，写出这些地方的奋起和追求，从落后地区看到的不是低沉格调，而是积极进取，无论从学术角度或运用角度讲，也应不失为高品位作品。
就全国多数地方而言，在追求“高品位”的同时，似乎还应眼睛向下做一点“低水平”的琐细工作。目前出版志书有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史实失真和校对粗劣。产生这种现象是后期工作，特别是印制阶段的疏忽。志书的资料选择经过漫长的编纂阶段已大体定型，其“高”或“低”似乎有点不可逆转了。体例方面经过逐级终审验收，虽不一定都达到高水平，但应说已做到大体合理。唯史实数据的核对和印刷校对把关不严，确有“功亏一篑”之虞。这两点做不好。什么“品位”也不存在。如果致力于争取高品位志书，还是应当脚踏实地从这些基本功练起。
方志的“学术品位”与方志记裁学术活动及学术成果有不同界定概念。前者按志书学术质量所达到的水平，也即“品位”。后者则是本区域的文化发展史料构成。以后考作评定前者的标准显然失当。罗列学术资料较多的志书不一定能成“高品位”作品。相反，缺乏此类史料的志书，仍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佳构。当然也不应否认学术性史料入志增强志书学术价值的积极作用。所谓“学术资料”，至少有两点可以讨论：是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广泛领域，包括当代各种行业和事业的学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包括现代科学管理和决策等。拓宽取材范固仍亟待深入探讨。二是方志的学术资料的“品位”不等于罗列此类资料的数值。不要将方志编成“科技资料汇编”。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1996年第3期
